记者张伟泽 香港报道
推拿，艾灸、针灸、穴位贴敷，这些原本专属于老年人的等中医理疗方式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热捧。随着人们关注健康意识的提升以及中医推广的普及，年轻人群体中出现了一股“中医热”。
在香港中文大学药用植物应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梁秉中教授看来，中医虽偶遭质疑，但无疑仍是公众广泛接纳的治疗手段。这一点，在诸多市中心的高租金地段均有中医诊所设立这一现象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当都市白领们寻求身体调理时，中医往往成为他们的首选。
梁秉中在1966年及1983年取得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及外科硕士学位。1982年起，他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并创办了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自2000年担任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以来，梁秉中在中医研究之路上已经坚持了20余年。
作为一名西医，梁秉中在自己的领域已经成就颇丰，为何坦然接受新的挑战，涉足中医药的研究？
梁秉中表示除了受到父亲的中医职业影响之外，也因其在行医过程中发现，大部分西医医生既无时间精力也无兴趣研究传统中医医学，对此了解不足。现代医学虽然发展迅速，但仍有很多医学问题无法解决，而对于这些领域，中医药能发挥其长处。秉承这样的信念，梁秉中开始了中医药的研究之路。
香港中医发展历程
在香港发展中医，并非易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香港的中医药发展面临着各种困难。
作为香港发展中医的亲历者，梁秉中表示，在香港回归之前，以发展西医为主，不会资助中医药，因此香港的中医药发展举步维艰。在当时，中医完全不被政府承认，而选择成为中医师只是个人的取向。中医并没有规范化教育，学习中医主要靠阅读医书以及私人教授。
不过，由于香港中文大学自建校之初就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在香港当地退休中医以及社会人士的捐助下，香港中文大学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香港最早对传统医学进行初步研究的大专院校。
回归之后，香港中医的发展态势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香港特区政府将中医药教育纳入大学体系，正式在大学成立中医学院。1998年，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提出将香港发展为国际中医药中心。为响应此设想，香港中文大学于2000年将早负盛名的中药研究中心扩展为中医中药研究所，也就是目前药用植物应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尽管设立国际中医药中心的设想无果而终，但香港中文大学对中药的研究得以向前推进。
200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成立，2018年更名为药用植物应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缔结伙伴关系。实验室为全国唯一一所以服务西医为主的药用植物研究实验室。2018年9月20日，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本实验室改名为药用植物应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香港中文大学)。
中医治疗需要重新定位
“中医的西医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香港中文大学药用植物应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梁秉中教授在专访中对记者表示。
梁秉中认为，目前中医的课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医的影响，比如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等。这些中医的课程在现代中医来说是不能或缺的。
但他认为，中医药仍有其独特的价值，只是需要重新找到自身在医疗体系中的定位。现代医学的发展以西医为主，西医单靶向治疗的治疗方式针对一些多因素影响复杂病症存在不足。因此，在这些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上，中医治疗可以作为西医的补充。另一方面，中医治疗可以适用于普通病症的诊断以及疾病的预防。
这个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就有实践。当时，中医药实验室结合中医感冒药方为医护人员提供中药冲剂，供医护人员预防非典。而在新冠疫情时期，梁教授更是利用非典时期的经验，带领团队与香港的一间药厂合作研制了抗毒补肺汤，为一线的医护提供支援，700多名服用药剂的医护实现全员零感染。
依照传统医学基于现代医学服务患者的路线，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以中西医协同的方式为病人诊疗。医院的儿科、妇产科以及骨科等不同科室都配有相应的中医药作为其药方的补充。
梁秉中指出，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实验室的核心研究焦点一直集中在老年群体所面临的健康挑战上，包括老年人心脏功能、身体机体情况、癌症防治，以及免疫系统相关的一系列棘手问题。
中医药未来发展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22年印发《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希望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科技研发、文化传播等领域务实合作。
为响应此规划，香港中文大学在2023年11月成立“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联盟，旨在凝聚中医药政、产、学、研机构，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 梁秉中表示，目前国家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广中医药已有显著成效，针灸等中医治疗方式受到当地患者欢迎。
梁秉中对中医药的国际化推广充满信心，他坚信中国传统医学底蕴深厚，拥有众多宝贵的经典著作。在推动中医药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他主张应率先加强无须复杂理论背景支撑的中医治疗方法的对外传播，如针灸、推拿等。
梁秉中认为，除了对外传播中医的治疗方法，与当地学者的共同研发也是不应忽视的发展方向。很多文献提到，中国自古便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着广泛的中药材贸易往来，诸多现今广泛使用的药材源自中亚或印度等地。因此，他认为，若中国未来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携手合作，结合中医药与传统当地医药古方之精髓，共同研制新药，将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发展方向。然而，梁秉中也指出，这一构想目前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尚未有具体行动落实。
《21世纪》：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中医研究的道路？
梁秉中：中医药研究应该是所有医生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据我作为资深西医师的观察，一般来说，西医对于传统医学的认识都是不够的。我做了三四十年的外科医生，毋庸置疑的是，现代医学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很多更困难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对于这些问题，传统医学思维应该是有它的好处的。秉持着这个坚定的信念，我在中医药的研究道路上就越走越坚定了。
《21世纪》：虽然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也在致力于发展中医药产业，但是在香港医学界，中医似乎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秉中：这和历史是分不开的。当时港英政府一直是以发展西方文化为主，不重视中国文化。回归之后，香港很多方面要和中国内地接轨，比如在内地，中医和西医工资、地位等是很相近的。而在香港，回归之前，成为中医师不需注册的，只是一种个人取向。我父亲是中医，但也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医教育，主要靠私人教授或者看书习得。如果香港要发展中医，那么中医需要被纳入正规的医学教育体系当中，成为中医药师需要注册，中医需要被承认，而且其发展需要有医疗单位及硬件软件的提升。在回归之后，虽然香港中医药发展经历了一段混乱的时期，但整体的发展情况仍有很大的好转。目前，香港已经开始计划建立中医院。
中医药的新定位
《21世纪》：中医药的西医化可能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医应该如何保持自身的特性？会否被同化？
梁秉中：中医的西医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因为医疗科技无处不在，任何人都无法抗拒。所以中医的课程在不同程度上也受了西医的影响，比如对于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等方面的学习。中医的传统也因此会受到一些干扰。中医“中学西”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可惜的是，香港的西医距离“西学中”还很远。我们国家的医疗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就鼓励很多的著名西医专科，如心脏科、病理科的医生到中医名医的门下“西学中”了。“西学中”之后，可以把传统心脏方面的中医药应用到西医的心脏科，并发扬光大。我们非常希望能将这样的理念推广到香港。当然，如果要推进“西学中”，还需要政策上的驱动。
《21世纪》：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可能不太信任中医，认为中医可能都是玄学。您如何看待这种看法？
梁秉中：我们看待这个问题不能非黑即白，你所说的情况是有其原因的，但中医并非完全不被大众所接受。很多中医诊所都设立在中环等市中心租金高企的地段，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办公室职员，流行找中医调理身体。至于为什么还是以西医为主，一方面是历史原因，一方面是科技原因。很多情况下，应对急症，中医不如西医。政府推动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对香港来说，中医药发展只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还远远不够。
我常对西医师和中医师说，在香港，还需要这样的定位：中医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普通病的层次，即primary health。一般身体状况良好的人发烧了，先会接受基础的诊断。中医对这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医诊断之后，就知道这可能是糖尿病的初期或是肺炎的初期，也就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转到相应的西医科室。中西医应该脚踏实地地制定互补方案，由政府推动施行，相辅相成可以让中西医都能飞跃发展。
《21世纪》：这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建立之初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有过合作。您能否谈一谈当时的历程？
梁秉中：我们中医中药研究所成立了24年，前七八年只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研究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也和传统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各方也都怀揣着一个愿望，那就是弘扬中国文化。那时香港中文大学在资源方面还很薄弱。后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对我们非常照顾，经他们的推荐与合作，我们就成立了中医药研究所。几年前，我们就与云南方面联合建立了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他们对我们研究所十分照顾，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研究的药材。他们在植物、中药上的品种之多，以及研究的底蕴之深厚，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如此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有什么特色呢？如我刚才所说，香港是非常重视西医的。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方向：研究所采取用传统医学为现代医学服务的路线。所以我们不寻求创造新药——我很清楚，香港中医的水平与内地中医水平存在差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西医的观点，去筛选中药里可以补充西药不足之处的部分来为医院服务呢？
我们将中医药放在第一层医疗。让中医药为我们医院的西医服务。西医的能力是针对一个特殊的问题治疗攻克。但很多时候，一些病症需要面对的是多个因素。以老年人健康问题为例，我们过去二十多年集中关注的都是和老人有关的健康问题，如心脏情况、机体体力的下降、癌症以及免疫系统有关的难题，在这方面中医能够为西医提供补充。在过去发展的这二十年中，我们医院大部分的西医都与中医有不同程度的协同。
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研发
《21世纪》：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有发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中医药合作。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梁秉中：我有一个观点，国家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中医药推广非常成功，很多中医在中亚等地区开设诊所，提供针灸等中医医疗，受到当地的欢迎。有一点是我们作为学者不能忽视的：很多文献都指出，古时候有40%以上的中药是从波斯、印度等地传播过来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当地也有一些本土医学。对于学者来说，与当地进行共同研发也是很重要的一条路径。我们通过中医药研究的经验与当地合作，可以实现“双赢”。
《21世纪》：这方面现在有何进展？
梁秉中：这方面目前我仅提出了一些意见，还没有落实。但是这个提议对学者来说是吸引力很大的。与当地共同研发，意味着不是我们单方面教别人，而是互相交换意见，能够互相学习。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中医药出海的前景？
梁秉中：我们要对中医药“出海”有信心。毫无疑问益阳股票配资，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医学有丰富的著作，比如日本的汉方以及韩国的韩药其实都来源于中国。为什么针灸和推拿那么流行？因为它相对简单，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主要是一种实践能力。如果能够与当地共同研发实现“双赢”，中医药“出海”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